4月23日，國資委成立保增長工作小組，要求央企的“增加值增長要達到8%以上，利潤增長達到10%以上”，國資委領導要求央企管理層要把保增長當作一項“政治責任”來完成。

這種一刀切的“保增長”和計劃經濟時代的“大躍進”并無兩樣。它從另一個角度再次確認了央企本質上不是真正的企業，至少不是按照市場化規則去經營管理的企業。因為作為企業，殫精竭慮追求利潤增長是經營管理者的天然本分，也是企業家最基本的職業精神，把保增長當作政治任務來完成，暗含國企實質上是準政府機構，國企的高級管理人員是準官員，只有官員才會把自己份內的工作當作“政治責任”。

在這個關鍵而且艱難的轉型期，中國經濟發展目前無法回避三個矛盾：

保增長和結構調整之間的矛盾。經濟增長的趨勢，短期看需求，例如投資、凈出口、消費等，長期看供給，勞動力、資金及其他要素供給，還有全要素生產率。長期以來，刺激我國經濟增長的“需求結構”始終是以投資為主而消費偏弱，這種需求結構導致以資本投入為主的重工業畸形發展，而靠消費需求支撐的服務業發展相對滯后。一旦把“保增長”放在經濟政策的首要位置，短期增加需求的最有效手段就是增加投資，尤其是政府和國企的投資，但這種刺激“需求”的后遺癥是破壞長期的供給環境，加劇投資和消費之間的失衡，降低生產要素及其他資源的配置效率。

保增長和控制金融風險之間的矛盾。2013年3月底，廣義貨幣M2達103.61萬億，同比增長15.7%；遠遠高于一季度工業增加值8.7%的增長率，更高于GDP的增長速度。通過提高企業杠桿率，大量增加資本投入來“保增長”，最終難免造成信用過度擴張，投資泡沫不斷膨脹，金融風險進一步積聚。3月末，本外幣貸款余額70.49萬億元，同比增長16.0%。其中房地產貸款增速16.34%，高于M2和信貸平均增速。在消費需求疲弱的經濟環境下，信貸規模的高速擴張和控制金融體系的風險恰恰是背道而馳的。

保增長和政府職能轉型之間的矛盾。新一代政府的職能轉型從根本上說，是強化政府的公共服務職能，淡化政府在“經濟建設”中的角色，同時淡化政府對經濟運行的行政干預。而眼下的“保增長”似乎讓政府再次舉起投資的打旗，揮動行政的指揮棒，用一刀切的政治命令指揮國企制造“需求”。

如何處理這三個矛盾，實際上是短期利益和長期利益如何平衡的問題，是增長幅度和可持續性如何平衡的問題，是忍受饑餓還是殺雞取卵的問題。

這些年來，一提“積極的財政政策”，我們馬上習慣性地想到增加基礎設施的投資，擴張國企的信用杠桿，其實，就政策特性而言，財政政策如竹竿，具有高度的靈活性和可控性，它發揮“穩增長”的作用，渠道不僅僅是投資，改革預算制度，增加社會保障支出，讓更多的財政資源通過醫療、教育、養老及低收入保障救濟等渠道流向民生領域，提高低收入家庭的公共消費水平和個人消費傾向，也可以促進增長。當然，用這種方式促增長，類似于服中藥，效應不如投資這類興奮劑來得迅猛。

總而言之，當“保增長”成為當下最強勢的政治和經濟語境，如何平衡其和“加劇產能過剩、強化結構失衡，增大金融風險之間的關系，是我們熱切關注的焦點，也是外資對中國經濟中長期趨勢的不確定預期。

（作者系復旦大學經濟學博士。現任國泰君安證券高級經濟學家、復旦大學兼職教授、中國金融40人論壇特邀成員，上海新金融研究院特邀專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