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縣制”消亡危機
沉寂16年之后，“縣改市”借“新型城鎮化”之名，再次高歌猛進，大有卷土重來之勢。據統計，至少有138個縣醞釀撤縣設市，廣東、貴州、云南和陜西4省就有60多個縣提出撤縣設市。
“這是典型的政績沖動，與加大縣城和小城鎮建設的戰略意圖背道而馳。對其中的胡作非為如不明令禁止，耽誤發展不說，還會嚴重沖擊農村社會穩定。”中國人民大學新型城鎮化研究小組負責人彭真懷嚴詞指責。
“縣改市”會不會重新啟動雖然仍未可知，但過多的縣改為市或區，將沖擊以縣制為基礎的治理制度，這不僅會造成虛假城市化，更會為中國未來發展埋下無可挽救的隱患。
“縣改市”出政績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縣域經濟迅速壯大，相應地要求行政權力和管轄范圍擴張升級，縣升格為市一度成為切實可行而又風光無限的擴張模式。
僅1994年-1996年間，全國共有95個“縣改市”，其中，江蘇、山東、浙江等省“縣改市”較為突出，江蘇蘇南的縣基本都升級為市。
對于縣級單元來說，“縣改市”之后可獲得更高的稅收返還比例、城市維護建設稅等收入，還可以得到更多的建設用地指標、工業項目、水資源占用量等好處，在當時客觀上這也符合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事實證明，改市之后，江蘇、山東、浙江等省的縣域經濟也得到了快速發展，每年的全國百強縣排行榜基本都被這三個省占據。
“在特定時期，縣改市不失為一條有效的發展道路。”國家行政學院公共行政教研室主任竹立家（微博）認為，城鎮化快速發展，就需要給中小城市放權，讓他們有擴張和發展的欲望。如果一個縣的經濟發展水平比較高，城市規劃面積到位，財政收入達到一定的水平，人口聚集達到一定的能量，自身的造血能力大幅度提高，就可以變成市，使農民就地變成市民。
然而這一輪的“縣改市”風潮，被中央政府1997年緊急叫停。彭真懷研究認為，中央之所以這么做，是因為當時很多地方盲目追求縣改市，沖擊了縣制為主要特色的傳統行政管理系統，造成很多縣級市出現“虛假城市化”弊病，比如市區農村人口比重過大，城郊比例失調，城鄉概念模糊等等。
“現在這些老毛病又發作了，簡單把縣一撤了之，搞硬生生的‘拉郎配’，甚至農民‘被上樓’，背離了新型城鎮化的初衷。”他說。
如何釋放縣域經濟的活力一直是行政區劃改制的中心議題，不可否認，擴權強縣無疑是城鎮化的下一個增長點。“但我們要對新型城鎮化重新理解，不能走入誤區，甚至走向反面。”彭真懷表示。
“省管縣”遇阻“縣改市”回潮
“縣改市”暫時被凍結之后，縣級擴權的沖動沒有得到釋放，轉而通過“省管縣”的方式探路突圍。
浙江是最早推動強縣擴權的省份之一。早在2002年，浙江省按照“能放都放”的總體原則，將313項原屬地級市的經濟管理權限下放給20個縣市區，成為“省管縣”浙江模式。
之后，中國許多省市開始推行財政“省管縣”的單項試點，這被認為是強縣擴權、壯大縣域經濟的重大改革舉措，而在十年之后的今天，“省管縣”已經處于膠著狀態、躑躅不前。
雖然全國共有27個省份1080個縣實行了財政省直管，但相對其他領域的改革，各地推進熱情并不太高。從目前來看，具體的障礙就是地級市不愿放棄縣的直接管轄權，不管是對經濟發達縣和不發達縣都不愿放，都覺得管得越大越好。
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副所長王朝才認為，省管縣的試點主要是財政權限的試點，在“財權”上繞過了市里，這對地級市沖擊很大。而矛盾之處還在于，人事、發改這些權力還歸市里管，縣領導仍然受制于市，放不開手腳。
強縣擴權、省管縣遇阻，縣域轉而尋求另外的方式來突破發展瓶頸，“縣改市”再次進入視野。一些強縣甚至準備了相關的上報材料，只待中央政府一聲令下。
但“縣改市”的閘門并沒有完全解禁，直至2010年，民政部只批復了云南蒙自、文山兩個縣撤縣設市，江西德安縣部分區域設立共青城市的申請。
但今年年初，民政部在不到兩個月的時間內連續批準吉林扶余、云南彌勒“縣改市”名單，這一動作被看作是“縣改市”全面解禁的信號。
加之，借助新型城鎮化戰略的東風，“縣改市”風潮再起，引起專家學者的普遍擔憂。
“很多人對新型城鎮化缺乏常識性的判斷，仍在片面追求城市空間擴張，大興造城運動，借新城之名，行奪地、爭地和占地之實，抬高房價和地價。”彭真懷說，如此放任下去，被嚴重扭曲的新型城鎮化就會演變成一場災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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