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今時需要的，是制造業的道德，不做害人的產品，而專心做好產品。工業要靠技術，但更要靠的是把產品做好的向上心。

中國近百年的經濟有無數道“坎”，過得了，就發展；過不了，就發難。

瑞信亞洲區首席經濟師陶冬近期在中國臺灣發表演講，開場白是：“中國經濟現正面臨我加入投資銀行研究中國經濟18年以來最困難、最不確定的時期”。

陶冬認為，今時中國有三道“坎”：影子銀行、經濟不長、通脹壓力。

1.影子銀行

2012年前，內地銀行內的貸款被有效卡緊，無大問題。2012年起，內地銀行通過信托公司貸出了巨額資金予地方政府和地產企業，影子銀行的規模約等于GDP的44%。在2015至2017年間，將是這些貸款的還款高峰期。要擔心的是：屆時地方政府和地產企業能否還錢？之前會否通脹升，逼央行加息，因而引致大規模債務違約事件？

2.經濟不長

內地首季出口增長14.7%，但其中有很多水分。比如，3月份內地出口到中國香港的金額為483.7億美元，但香港海關數字只謂從內地進口了279.2億美元。內地企業的庫存仍高，匯豐公布的5月PMI初值為49.6，是自去年10月以來首次跌破50的盛衰分界線。而PMI新訂單預覽值也只有49%，創8個月以來最低水平。

3.通脹壓力

H7N9迫使內地養殖農戶提前殺雞殺豬，數月之后，就會不夠雞、不夠豬，通脹就會上去。年底時CPI有機會升至4%，明年會上5%。那時央行就要加息，一加息，虛高的樓價就會受壓，影子銀行、房地產一并串燒起來，就不好應付了。

陶冬提出了這三道“坎”，但也指出可能的解決方法。

第一是中央反腐只影響到高端消費，老百姓消費仍是有的，可以撐住經濟增長于6%至7%間。

第二要進行體制改革，要打破國企壟斷，開放服務業與民間投資，醫療、教育和文化產業都是有前途的行業。要發展服務業就要改革戶籍制度，開放城市戶籍與農民，讓農民可以享受城市居民所有的醫療、衛生、教育及退休基金等服務，拉動農村人口的消費。推動戶籍改革是要資金的，開始最少要5000億元，幾年之后就是7萬億到13萬億元。這些錢最終可能要由國企承擔，中央可能要求提高分紅。這又涉及到既得者利益，怎樣擺平？

對于陶冬所提出的“坎”，我也有些看法，不是“坎”有多大，而是怎樣過這些“坎”。

首先，不要過急地去搞開放金融市場，也不要過急地將人民幣國際化。金融產品的價值，不在于以快閃交易來謀取刀鋒上的微利，而是在于要以投資來創富。這個富不是炒賣得來的富，而是將產品做好，能利民生始能興邦。

其次，整頓中國這間“世界工廠”。中國今時需要的，是制造業的道德，不做害人的產品，而專心做好產品。工業要靠技術，但更要靠的是把產品做好的向上心。如果中國的產品做得好，你還憂人家不換人民幣來買你貨？中國不是沒有這個做好的條件，不少世界名牌不是在中國OEM？如果中央能集中科研隊伍，對一些高端科技攻關，三五年后，中國的制造業科技應有另番面貌。掌握了技術后，便要公開于民企，再由他們發揚制造，但要求其每年要撥出一定盈利去支持自己科研和中央科研。

第三，堅持走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道路。一場金融海嘯揭示，放任式的自由市場經濟是會出亂子的。

第四，重習中國道德文化。日前內地公布，會引入中國臺灣地區的中文教材，因為要借之以重習中國道德文化。筆者認為，這是天大喜事兼財路。比如，環球人口老化。要解決這問題，不是建病床，而是要使老人的機器不易壞，可以延遲幾年才壞。中國養生知識源遠流長，亦跟中國的儒釋道思想結合。只要中國有系統地做好養生祛病，全球老人家都要來求醫，那時我們只收人民幣，你想人民幣不國際化也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