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媒稱，今年晚些時候，當中國的國家碳排放市場啟動時，它將成為僅次于歐洲排放交易體系的全球第二大碳排放市場，而且中國市場終將超過歐洲市場。

據澳大利亞“對話”網站10月19日報道，中國加入到了現已存在的國家或次國家級排放交易體系當中，其中包括歐盟、加拿大、美國、日本、韓國和新西蘭。

正如世界銀行集團2016年關于碳定價現狀與趨勢報告所表明的，全球約有40個國家司法管轄區和超過20個城市、州和地區進行了碳定價，碳定價機制覆蓋的碳排放將占全球排放份額的四分之一。亞洲及其他地方的地區性碳排放市場的發展將給那些參與者帶來經濟上的好處。

中國的氣候領導力

2006年，當中國成為全球最大的溫室氣體排放國時，加入行之有效的全球減排協議成為其必然的責任。

在2009年的哥本哈根氣候談判中，中國首次在國際上承認這一點，它宣布，將主動采取措施加強節能減排，承諾到2020年單位GDP碳排放要比2005年下降40%至45%。

2014年，中國和美國共同宣布了他們的國家目標，以助推第二年的巴黎峰會。中國提出了其碳排放強度下降目標，以2005年為基準年，在2030年單位GDP碳排放下降60%-65%，并在2030年前達到排放峰值。

報道稱，由于工業現代化和經濟增長放緩，再加上減少對煤的依賴的努力及其在建設再生能源(具體地說，太陽能和風能)方面的全球領導地位，中國似乎的確已實現了這一目標。

在歐洲的排放交易體系啟動十年后，2015年9月，中國在與美國達成的又一個聯合宣言中宣布，中國將在2017年建立國家碳市場。

中國的國家排放交易體系

自2013年以來，中國已建立了七個碳交易體系試點城市。這些次國家級的項目——在五個城市和二個省，包括北京、重慶、廣東、湖北、上海、深圳和天津———加在一起已覆蓋了中國2014年GDP的約26.7%。

它們采取了略有不同的市場布局，在溫室氣體的種類及工業領域的涵蓋等方面不同，在配額、驗證方法等方面也不一樣，還產生了七個不同的碳價格，從每噸2.5美元到22美元不等。

報道稱，基于這些試驗性措施，以及歐洲排放交易體系的經驗，新的國家市場在政策學習和體系開發等過程中將進一步采取行動。自2005年以來，歐洲排放交易體系已經歷了好幾個發展階段。

在從2017年到2019年的試驗階段，決策者將致力于幫助新的參與者了解新的國家市場，并改善其布局。市場在一開始將會受限于范圍和規模。最實，可能只包括二氧化碳，就像其試點體系一樣，碳定價很可能也會過低。

來自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的指導方針表明，它將涵蓋8個主要工業領域，比如：發電、石化、建筑材料、紙漿和造紙、航空和鐵、鋼及鋁的生產。

盡管如此，預計它將涵蓋中國碳排放總量的約40-50%，最終將成為現在用來解決中國排放問題的一系列措施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全面實施預計會在2020年以后——屆時會涵蓋更多工業領域，并將通過拍賣增加津貼比例，以及提高基準。

報道稱，過去十年，環保壓力促使中國進行了氣候和能源政策改革，新的國家碳市場是對環保壓力的又一反應。

在國內，為了提高能效及減少排放已采取了復雜的一籃子工具。為應對大城市嚴重的空氣污染和越來越多的健康問題，燃煤發電面臨越來嚴格的規定并引入了新投資。

報道稱，中國的氣候和能源政策還為中國在氣候政策方面展示其全球領導力提供了一個機會，美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的當選創造了新的外交可能。

對澳大利亞的影響

中國成功的國家排放機制將對澳大利亞產生一系列的影響。

目前澳大利亞有四分之一的煤炭出口面向中國，2016年，中國是澳大利亞的第二大熱能煤市場，第三大冶金用煤市場。

如果國家碳市場能夠加快提高中國在冶金和發電行業的能效，那么它對澳大利亞煤炭出口的需求很可能會更快地下降，目前需求已經開始減少。

其次，25年來，歷任保守的澳大利亞總理都沒有認識到澳大利亞缺乏一個重要的氣候政策有什么不妥，認為沒有必要減排。

報道稱，基于對中國所發生的一切的誤讀，先是霍華德政府的拖延，然后是阿博特廢除了澳大利亞的碳定價機制。兩位領導人一致地拖延了澳大利亞的氣候政策，并在繼續滔滔不絕地談論基于向包括中國在內的更大的海外市場出口煤炭的國家能源前景的幻想。

總之，澳大利亞氣候政治和政策動蕩的不可預測性與中國加快脫碳的穩定的制度性承諾形成了鮮明對比。鑒于目前脆弱的氣候政策背景和制度，以及對新能源沒有一個明確的目標，澳大利亞將努力履行其目前的減排承諾，并因未能盡快采取行動而面臨日后不斷增加的成本。(編譯/許燕紅)

澳媒稱中國碳排放市場將超歐洲：展示全球氣候治理領導力

資料圖片：2017年3月18日，北京最后一座大型燃煤電廠——華能北京熱電廠燃煤機組停機，北京成為全國首個全部實施清潔能源發電的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