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滋養生命——攜手遏制退化”，這是聯合國確立的第十八個世界防治荒漠化和干旱日（6月17日）的紀念主題。我國荒漠化防治世界矚目。荒漠化、沙化土地面積逐年減少，分別由上世紀末的年均擴展1.04萬平方公里、3436平方公里，轉變為目前的年均縮減2491平方公里、1717平方公里。在氣候變暖、人口增加和發展經濟的多重壓力下，我國如何實現由“沙逼人退”到“人逼沙退”的歷史性轉變？科技日報專訪了國家林業局防沙治沙辦公室主任劉拓。

　　植樹造林種草是根本措施

　　上世紀70年代末開始，我國相繼實施三北工程、天保工程、退耕還林和京津風沙源治理等重大生態工程。2000年后，土地荒漠化和沙化趨勢得以扭轉。

　　如今，工程治理區的植被覆蓋率和生物多樣性在逐漸增加，土壤的釋塵量逐漸減少；在同等風力條件下，沙塵暴的危害和頻次也在減少。京津地區的居民都能明顯感覺到，沙塵暴和沙塵天氣確實比過去要少。

　　但有觀點認為，在沙漠、沙區大規模植樹種草，徒勞無益。以京津風沙源治理為例，沙塵可以直接越過植被頂部，根本起不到防治沙塵暴作用。

　　劉拓認為，這與植被蓋度不斷提高有關。當植被蓋度小于15%時，風沙活動會變得顯著；當植被蓋度大于40%時，風沙活動會變得不顯著。經過十多年建設，京津風沙源治理工程區林草植被蓋度由44%提高到55%，已由過去的沙塵暴加強區變成了現在的減弱區。

　　“沙塵暴不可能消滅，但其危害可以控制。而植樹種草，不僅能減少甚至斷絕沙塵來源，同時也降低了風速，怎么不能防治沙塵暴？”

　　劉拓表示，沙塵源和動力因素是影響沙塵暴的兩個主因。當地面有良好的植被覆蓋時，在沙塵源區，氣旋和大風難以帶走大量沙塵；在沿途地區，也不會提供沙塵等“彈藥”支援；在目的地，植被不僅能固沙，也降低了就地起沙的可能性。此外，林網也能夠降低風速30%左右。

　　規范人類活動行為是前提條件

　　我國防治荒漠化是否取得歷史性轉變，工程治理區的百姓最有發言權。

　　劉拓介紹，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在內蒙古赤峰地區，小學生上學還得相互用繩子拴著腰部，以防止被沙塵吹散迷路，現在聽起來像“天方夜譚”。2000年以前，當內蒙古錫林郭勒盟暴發沙塵暴時，一些身披長絨的綿羊，因攜掛過多沙塵而被壓死。過去，由錫林郭勒盟至北京的公路，每年都得在多處地段“清沙”，現在也不需要了……

　　有人認為，我國在荒漠化治理中，所謂“整體好轉、局部惡化”的說法自相矛盾。比如四川省西北部的諾爾蓋地區、內蒙古西部的巴丹吉林和烏蘭布和沙漠、新疆南部的塔克拉瑪干沙漠等地方的情況其實并不樂觀。同樣的治理辦法，為什么會出現局部惡化情況？

　　劉拓表示，主要還是人為因素沒有得到很好控制。像諾爾蓋地區，上世紀30年代，還是遍布水草、難以通行的大片濕地，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當地挖溝排澇，使該地區變成草地。如今，當地墾荒、過牧、挖川貝等現象沒有控制住，才變成了沙塵蕩蕩的沙地。在個別沙漠沙區，也存在同樣情況。

　　防治工作不能顧此失彼

　　“治沙者林也，保綠者水也，護土者民也。”劉拓說，治理荒漠化是一個系統工程，需要形成多方合力，綜合考慮生態、經濟和社會三者效益。

　　以我國三大沙塵源區之一的甘肅省民勤地區為例，由于上游來水減少，再加上打了1.3萬多口農用機井，使地下水位大幅下降，地表植被無水難以存活，還有過度放牧，也嚴重破壞植被，從而導致土地沙化趨勢極為嚴重。

　　“后來當地采用‘限井壓田’、‘植樹種草’、‘秸稈壓沙’三大措施，將機井減少3000多口，大量封育種樹，這才把形勢控制住。”劉拓介紹，同時，還采用大棚種植、羊只圈養等辦法，使當地農民收入比過去還多，農牧業對當地生態環境的壓力也大為減輕。

　　“采用符合自然和社會規律的舉措，才能做到事半功倍、效果穩固。”劉拓強調，從國內外經驗看，人多地少的國家必須解決好治理區人口的生存與發展問題。目前，我國急需完善治理機制，例如進一步加大財政轉移支付和生態補償力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