坎昆會議上，各國圍繞氣候變化議題展開了激烈的利益博弈，中國總結去年哥本哈根的經驗教訓，采取了積極應對的姿態，取得了相對的主動，這正印證了“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的古話。為應對氣候問題和全球化的低碳潮流，我們應該更進一步“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

　　應對氣候變化應該立足長遠，這可以從兩方面來說：

　　首先，氣候變化風險是不可見的，應提前謀劃。氣候政治上有一個“吉登斯悖論”，就是說氣候變化盡管可能造成非常嚴重的后果，但由于它們在日常生活中是不可見的、不直接的，因此人們很少將其納入短期日程。可一旦氣候變化的后果可見和具體后，就沒有回旋余地了。“吉登斯悖論”要求在應對氣候變化上，不能等風險出現后再著手應對，而應超前謀劃，有長遠思維。

　　其次，國際減排壓力、國內經濟轉型要求我們未雨綢繆、積極應對。

　　氣候談判實質上是政治談判。在推動全球氣候談判、低碳全球化上歐美發達國家非常積極，尤其是歐盟。對他們來說，打低碳牌，既能爭取國內選民，又能推動經濟和就業增長。發達國家目前在低碳技術、人才、資金以及公民環保意識等各方面都有明顯的優勢，他們在氣候談判中對中印等發展中國家施加碳減排壓力，在國際貿易中逐步提高相關的碳標準，制造低碳壁壘，從而迫使發展中國家減排，借機輸出低碳技術和管理模式，成功后就可以坐地收錢了，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當前我國的經濟結構不合理，為保持經濟平穩快速發展，我國在未來相當長一段時間內，溫室氣體排放會恐難下降。因此，長時間里，我們還將面臨來自發達國家強大的減排壓力。

　　同時，順應低碳潮流對我國來說也是一個機遇。面臨國際金融危機和國內資源環境的壓力，僅靠要素投入獲得增長的經濟發展方式已經走到了極限，實現經濟發展方式轉型成為我國的戰略選擇，這已經納入了“十二五”規劃。轉型的方向無疑就是低碳，這要求我們積極應對國際氣候變化，順應國際低碳潮流。

　　因此，無論歐美是出于什么目的推進低碳全球化，在當前發達國家主導國際秩序的現實環境下，如果將碳排放對氣候變化的影響落實為對締約國均有約束力的國際協議，低碳將成為未來經濟發展的必然模式。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鴕鳥政策不是辦法，未雨綢繆、積極應對，才是根本應對之策。只有積極融入國際氣候框架，參與國際氣候變化對話，并在此過程中適應規則、利用規則、駕馭規則，方能趨利避害。

　　結合我國的實際，應對全球氣候問題，筆者認為有幾個方面特別重要：

　　一是做好基礎研究，增強話語權。氣候變化關鍵科學問題、關系國家長遠利益的重點問題是“硬骨頭”，應該下力氣“啃好”。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對氣候變化的科學規律認識還很有限，缺乏對重大科學問題、對攸關國家社會經濟、資源環境、能源、外交等重大利益問題的集成研究，在一些氣候變化關鍵科學問題上還沒有權威的國際發言權。因此，系統開展相關基礎科學研究，獲取基礎數據和關鍵科學結論，對于增強我國在這些問題上的話語權，最大限度地減少氣候變化給經濟社會發展帶來的不利影響，在當前顯得十分緊迫。

　　二是要搞好與產業和經濟相關的自主創新。低碳技術轉讓是氣候談判中的關鍵問題。有統計表明，中國要實現低碳經濟的目標，至少需要60多種骨干技術支持，但其中的42種核心技術，中國還沒有掌握。比如我國對太陽能的利用規模世界領先，但是高純度硅制造太陽能電池技術在國際上不是很先進。因此，對我國而言，打破技術瓶頸，對產業升級換代、調整經濟結構可謂迫在眉睫。因此，一定要有基礎性研究，從新的材料、原理到結構，哪個國家先突破，誰就能引領21世紀的能源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