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發達國家類似碳關稅建議的呼聲由來已久，但一直并沒有受到足夠的重視。應該說，這是全球應對氣候變化的談判與合作過程中衍生出來的一個問題，其根源可追溯到國際氣候制度的“共同但有區別責任”原則。《京都議定書》繼承了《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這一原則，在第一承諾期只要求附件I締約方承擔具有法律約束力的定量減排義務。

　　2002年美國退出 《京都議定書》，其中一個理由就是《京都議定書》允許中國和印度等發展中大國不參與強制減排，這會降低美國企業的經濟競爭力。當然美國的退出，使得歐盟、加拿大和日本等發達經濟體締約方，更可能因此而遭受競爭力損害。

　　美國著名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教授的觀點是較具有代表性的。他指出，部分經濟大國不參與強制性減排行動可能導致兩個問題：一是減排國家的競爭力受損；二是在其他缺乏減排政策的國家排放增加，使得減排國家的行動效果有所折扣，也即所謂“碳泄漏”（carbon leakage）。這成為支持徵收碳關稅合理性的兩大支柱。但是，這兩個理由并不完全成立。

　　單邊徵收碳關稅必然會造成對所謂碳泄漏的過度糾正，而成為不合理的貿易壁壘。從理論層面看，碳泄漏存在很多不確定性，而基于內涵排放徵收的碳關稅不是糾正碳泄漏的適當工具，而且對出于某些特殊資源稟賦及出口地位的發展中大國構成貿易歧視；從經驗層面看，碳泄漏尚未得到證實，可能是不必要的擔憂；而從實際操作層面來看，徵收碳關稅對信息要求很高，根本無法做到合理調節。

　　盡管還存在其他解決競爭力問題的政策，但是碳關稅被認為是成本最低的政策選擇。為了減少對競爭力問題的擔憂，還有不少可供替代的政策選擇：（1）對能源密集型產業免費發放配額；（2）出口補貼；（3）部門方案；（4）全球協同減排政策等。當前歐盟排放貿易體系一直還是使用了免費發放配額等各種方法，來降低可能的競爭力影響。但是，為提高其氣候政策的效率，歐盟希望能實現從初始配額免費發放向拍賣的轉變。很重要的一點是，碳關稅可以幫助實現這一過程。特別是許多人認為，碳關稅是政治上最有利、經濟上成本最低的選擇。

　　關于碳關稅對中國行業影響的過度擔憂可能并不必要，雖然直觀來看對一些行業的影響可能會比較顯著。但更應看到，現實中也存在不少夸大碳關稅效果的成分，主要來自以下幾個方面：一是歐美的能源密集型行業（及其利益代言人）：希望以此獲得免費發放的配額，降低國內減排成本；二是部分歐美談判代表：希望對外施壓以擴大談判的戰果；三是環境非政府和跨國組織：希望中國和印度等國因此加強減排行動，加強全球減排力度；四是發展中國家的相關企業：希望因此能增加政府的扶持；五是部分媒體：為了吸引眼球，等等。

　　中國應該正視碳關稅問題，并從國際和國內兩個方面積極應對。國際層面，首先要繼續揭示國際貿易中的生態不平等交換；其次中國應該在多邊國際氣候談判中堅決捍衛“共同但有區別責任”原則，防止發達國家為碳關稅建議獲得多邊支持；第三，中國在氣候變化領域的政策行動可圈可點，應該積極宣傳，以獲得更多的國際認可。

　　國內層面，當前國內正在積極研究徵收碳稅的可能性，這對于促進節能減排和經濟結構轉型無疑具有重要的意義。但是，國內開征碳稅并非碳關稅問題的解決之道。也許不少人認為，中國先征碳稅可以避免碳關稅帶來的雙重征稅問題，是應對發達國家碳關稅的最優政策選擇。確實，被發達國家徵收碳關稅意味著被轉移環境租金，還不如自己主動征稅。但是碳關稅問題的關鍵并不在于此。特別是即使中國開始徵收碳稅，也不可能達到歐美發達國家的徵收水平。而且，正如在匯率政策領域一樣，中國更應該根據自己的政策需要，全面考慮相關政策的出臺與實施。

　　歸根結底，中國應該通過堅定不移地走低碳發展的道路，積極提高技術水平和改善貿易結構，不斷提升經濟競爭力。這才是應對碳關稅問題的最好戰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