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理的一番話講得實在：“春節剛過研究這件事，就是要對廣大農民工發出強烈的信號：各級政府支持你們出去打工，并保證你們出得去、有所得。決不能讓廣大農民工的辛勤付出得不到回報！”

立春開始，按照往年的節奏，與家人團圓了一些時日的農民工，又將踏上外出務工的征途。他們中間，或許有人還沒有拿回去年、前年乃至更早時候的血汗錢，而今年的情況如何也未可知，總理罕見地在正月里部署解決欠薪問題，不啻是吃下一顆“定心丸”，讓農民工多了一份篤定。

若說“長效機制”，總理從歲尾到年初，念念不忘、一提再提、“反復抓、抓到底”本身，也是一種解決農民工工資拖欠的長效機制。

很多人都對年前總理在云南魯甸的“一怒”記憶猶新，當他聽到龍頭山鎮甘家寨農民工甘永榮此前兩年“還有5萬塊錢沒有拿到”時，憤怒溢于言表：他是家中頂梁柱，傷害他就是傷害他全家。這既違背市場規則，更違背道德良心。

總理的憤怒其來有自，還是在2015全國兩會期間，總理向代表們提及他在貴州考察時與農民工的對話：“我問他們在外地過得怎么樣，他們當著我的面就流淚了。”原來，他們很難完全融入當地，很多待遇是不平等的，不只體現在社會公共服務，還有企業薪酬。所以，他們說，多數人想回家……

也難怪總理緊盯欠薪問題。積年累月、大范圍的拖欠工資，不僅嚴重影響到農民工的生計與外出務工的熱情，也極大敗壞了市場經濟的正常秩序，損害了政府的權威與信用。若聽之任之，小焉者，農民增收、脫貧致富將是一句空話；往大里說，更加積極的就業政策、社會的公平正義以及城鄉融合、經濟轉型等等，都將無所依憑。

正因為“茲事體大”，本次國務院常務會議確定的解決方略，除了以往多次提及的開展專項整治和督查、暢通投訴舉報渠道、建立拖欠工資“黑名單”制度等等之外，最大的亮點在于強調并明確了政府的責任。

一是問責，落實欠薪發生地省級政府負總責、市（地）縣級政府具體負責的屬地責任。何為屬地責任？很簡單，不管具體情由多么復雜，務工所在地政府責無旁貸，應該、也必須承擔起兜底的責任，不得以任何理由推脫搪塞，更不能以市場行為為由袖手旁觀。在一個并不完全由市場配置資源的環境中，揪住地方政府，就找到了破解欠薪的重要路徑。

何況，細察很多農民工工資拖欠事件就會發現，不少案件欠薪的根源往往是政府大興土木，先有拖欠工程款，繼之才是承建方拖欠農民工工資。至于相關部門無視國家法律法規，默許或公然縱容層層轉包、分包工程，從而導致市場失序，形成積欠、三角債、多頭債，也屢見不鮮。明確問責，或可倒逼政府規范權力運行，從源頭減少拖欠沖動。

再是打通，即加快建立協調解決欠薪問題的地方政府橫向網絡。這一規定契合了當下經濟活動的跨地區、跨行業特征，當單個政府已不足以解決問題的時候，地方政府之間的橫向聯合，就顯得格外重要。市場沒有壁壘，政府之間也不應該崖岸高聳，采取關門主義，而是應該互相通氣，協調行動，共同解決困擾農民工的薪酬問題。

比如，農民工務工的企業可能在不同地方有建設項目，這些地方的政府有協調聯合的必要；而農民工流出地與流入地的政府亦有聯合的必要，畢竟，政府以“公務”出面，總比單個的農民工“跪著”表達訴求更有效率。很多時候，欠薪之所以成為“頑疾”，并非完全無解，而主要還是因為政府監管不力，甚至是地方保護主義所致。

當天的國務院常務會議重申，農民工為國家發展作出了巨大貢獻。其實，這句話同樣可以理解為，農民工為欠薪發生地作出了巨大貢獻。可以說，沒有三十多年來幾代農民工的接茬努力，地方的繁榮則無從談起，無論哪一種“模式”，都離不開農民工的“勞動力紅利”。試想，一個短短的春節，農民工回鄉過年都可以讓城市停擺，遑論其他？

事實上，值此城市化已成為國家戰略的當口，農民工的關切，已不僅僅是按時足額支付工資的眼前問題，更為嚴峻的是如何盡快融入城市的長遠課題。能不能成為“新市民”，能不能享受基本的公共服務與公民權利，已經成為考驗地方政府擔當與智慧、責任與情懷的關鍵命題。

總理出面幫農民工討工錢了。惟愿地方政府能夠擺正位置，依法辦事，在切實維護勞動者權益的同時，銳意改革，創新制度，真正踐行“放管服”，釋放并激發社會的創造力。